第294章 享受特殊津贴的大佬也得服气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紧张比对、讨论、争辩。

最终，联合鉴定得出了一致意见。

器物组合：三件陶器为完整一套，包括“三流陶尊”、“承酹筒”、“云符盖”，属于唐代早期特殊礼仪用器。

年代判定：胎、釉（陶衣）、工艺特征均指向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上半叶），与“贞观”（627-649年）时期高度吻合。

窑口推断：胎土及烧成特征与唐代邢窑或相州窑早期产品近似，应为北方官窑或受严格控制的窑场烧造。

纹饰符号：陶筒、陶盖上的阴刻符号，与西周祭祀符号系统存在明确的承袭关系。

属非文字性的礼仪标识，在唐代器物上出现极为罕见，具有特定政治与礼仪含义。

文献佐证：乌市博物馆藏唐代羊皮残卷记载，长安、洛阳、蜀都等地提供的零星碑刻、墓志、金石著录线索，均能不同程度与器物特征相互印证。

结论为此套陶器极大概率即为史籍零星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因天灾频仍，倡导节俭而下令特制的陶质祭祀礼器之一。

其独特的“三流”设计、配套的“承酹筒”与“云符盖”，以及刻绘上古祭祀符号的做法。

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融合“法古”、“崇俭”、“敬天”等多重政治意图的礼制创新。

是研究初唐政治史、礼制史、物质文化史的珍贵实物标本。

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暂定名为唐贞观初年特制陶三流祼尊及承酹筒、云符盖（一组）。

结论一出，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感叹和低语。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多方证据汇聚，指向如此明确而惊人的结论时。

那种亲手触碰、确认一段被尘埃掩埋的历史的震撼感，依然强烈地冲击着每一位在场者。

紧接着，便是更加繁琐但也更激动人心的环节。

签署联合研究协议及各项补充协议。

陈言的核心利益（所有权、主导权、收益份额）在之前与花城的协议中已得到保障。

此刻的联合协议，主要是花城方面明确各地参与方的权利与义务、资源共享机制、成果发表署名顺序、衍生课题分配等。

花城方面作为主要合作方，主动拿出了部分属于自己的“研究份额”与远道而来的兄弟单位共享。

比如，长安博物馆可以牵头进行“唐代早期官窑陶器与贞观陶礼器烧造工艺对比研究”。

洛阳博物馆可以负责“唐代礼器图像与实物关系研究”。

蜀都博物馆专注于“器物所见上古祭祀符号在汉唐间的流变与运用”。

乌市博物馆则深化“相关唐代西域文献与中原礼制关联性研究”……

各个课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对这套陶礼器的立体研究网络。

陈言的份额丝毫不受影响。

他作为文物所有者和项目总协调人，拥有对所有研究成果的最终审核权。

并享有相关出版、展览、衍生开发收益的固定比例。

协议条款逐条讨论、修改、确认。

过程虽有些漫长，但气氛总体融洽。

大家都明白，能参与到此等重量级发现的研究中已是难得机遇，合理的分工与明确的权益划分是合作长久的基础。

就在协议签署间隙，一位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者趁着众人休息，悄悄走到陈言身边。

他是江宁博物馆此次派来的王老。

“陈先生。”

王老压低声音，脸上带着诚恳的歉意，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

“之前馆里……有些人办事欠妥，沟通方式不当，给陈先生添麻烦了。

我代表馆里，向陈先生致歉。

刘副馆长他……唉，眼高于顶，不太懂咱们这行的规矩和深浅，还请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们馆，包括我个人，对陈先生的学问和人品，一向是十分钦佩的。”

陈言看着眼前这位在业内口碑甚佳，显然是被推出来缓和关系的老专家，心中并无多少波澜。

他微微一笑，语气平和的说：“王老太客气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并未放在心上。

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务实，合作共赢。

江宁馆底蕴深厚，尤其在六朝和明清领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多多交流的。”

他没有说任何具体的谅解或承诺，但态度温和，给了对方台阶，也保留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但王老心里清楚，这份可能性只要刘副馆长还在，那就仅仅是可能性而已。

不可能真正落地。

毕竟陈言跟他们不是一个系统，自主权非常高。

但他还是松了口气，连连点头：“陈先生胸襟开阔，令人佩服。以后一定多交流！”

签署仪式在下午正式完成。

随着一份份文件落下签名和公章。

一个以陈言为核心、花城博物馆为主要平台、汇聚了国内多家顶级文博机构专家的“唐贞观特制陶礼器及太平天国秘符联合研究组”正式宣告成立。

接下来的三天，陈言没有离开花城。

他全身心投入到了这个新组建，庞大而陌生的研究团队中。

初期的工作千头万绪。

确定整体研究计划、划分各子课题的研究范围与边界、协调各地专家带来的海量资料、安排实验室检测的优先级、甚至细化到每次研讨会的主持人、记录员……

陈言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组织能力和大局观。

他仿佛一个高明的棋手，迅速厘清了团队的构成。

谁是陶瓷工艺的权威，谁是礼仪制度的专家，谁擅长文献考据，谁精于图像分析。

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研究机构的优势，将具体任务分配得井井有条。

长安来的专家熟悉唐代官窑体系和考古类型学，就负责牵头对三件陶器进行全面的科技检测（X射线荧光、热释光测年、显微结构分析等），并建立详细的器物档案。

洛阳的团队对唐代物质文化图像资料烂熟于心，他们的任务是系统梳理从初唐到盛唐各类壁画、石刻、器物纹饰中可能与这套陶礼器相关的图像线索。

寻找其可能的礼仪使用场景。

蜀都的学者则深入钻研那些阴刻符号，不仅要厘清其与西周祭祀符号的对应关系。

还要尝试解读其在唐代特定政治语境下的象征意义。

乌市方面负责深化文献考据，不仅要确证那卷羊皮残卷的真伪与年代。

还要在更广阔的唐代及后世文献中爬梳剔抉，寻找任何可能与“贞观陶礼”、“三流尊”相关的只言片语，丰富支撑文献。

花城博物馆作为东道主和主要合作方，负责总体协调、后勤保障、会议组织。

并利用其地处岭南、联通海外的优势，尝试在海外汉学著作、博物馆藏品中寻找可能的关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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