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他，值得！

1984年10月首次颁布的《书籍稿酬试行规定》虽然规定了版税这个概念。

可三年多时间过去，却从没有哪怕一位作家拿到过。

即使是《收获》杂志社的巴金老爷子，都没拿到过版税。

周卿云记忆中，似乎直到1992年，王朔成为中国第一个拿到版税的作家，开启了作家收入的新时代。

版税制度让作家的收入与作品销量直接挂钩，让真正的好作品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但现在是1988年。

版税……还是个禁忌词汇。

但上辈子周卿云也是见过钱的人。

凭什么王朔这个文化痞子能做到的事情，两世为人的自己不能做到？

“赵总编，”周卿云开口，声音很轻，“我想……要版税。”

赵明诚愣住了。

是真的愣住了，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脑子嗡嗡作响。

“版……版税？”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周卿云看着他，眼神清澈而坚定，“我不要稿费，要版税。按销量分成。”

赵明诚张了张嘴，想说“这不可能”，想说“没有先例”，想说“你这是异想天开”。

但看着周卿云的眼睛，那些话卡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卿云，”他最终说，声音干涩，“你知道版税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周卿云说，“意味着我的收入，和书的销量直接挂钩。书卖得好，我拿得多；卖得不好，我拿得少。公平。”

“但……这没有先例。”赵明诚艰难地说，“在中国出版界，从来没有作家拿过版税。稿费制度实行了几十年，这是规矩。”

“规矩可以改。”周卿云说得很平静，“赵总编，一百二十万的销量说明，《山楂树之恋》不是普通的作品。它值得用新的方式对待。”

赵明诚看着眼前这个十九岁的青年，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这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该有的想法，这太超前，太大胆，太……危险。

“这事……我决定不了。”赵明诚最终说，“得回去商量。”

“好。”周卿云点头，“我等你消息。”

回编辑社的路上，赵明诚一言不发。

小王从后视镜里看他，小心翼翼地问：“总编，周卿云……答应了？”

“他要版税。”赵明诚说，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版……版税？！”小王差点把方向盘打歪，“他疯了吗？哪有作家要版税的？”

“他没疯。”赵明诚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他只是……太聪明了。”

聪明到看穿了稿费制度的局限，聪明到敢在1988年就提出要版税，聪明到让赵明诚这个老编辑都感到震撼。

回到编辑部，赵明诚立刻召集了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开会。

会议室里，当赵明诚说出“周卿云要版税”时，空气瞬间凝固了。

“胡闹！”副社长第一个拍桌子，“版税？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是破坏规矩！”

“但一百二十万的销量也是规矩之外。”编辑部主任老张抽着烟，眉头紧锁，“老赵，他具体要多少？”

“他没说具体比例。”赵明诚说，“但意思是，按销量分成。”

“不行！”发行科长站起来，“版税一开，以后所有作者都会要。咱们社还怎么运作？稿费制度实行了几十年，自然有它的道理。”

“可周卿云不是普通作者。”陈文涛轻声说，“一百二十万，这个数字在座的各位，谁以前见过？”

会议室安静了。

“《收获》开价千字四十。而且听口气，这还不是他们的底线。”赵明诚又扔出一颗炸弹，“如果我们不给版税，周卿云很可能转投《收获》。”

“那就让他去！”副社长激动地说，“为了一个作者，破坏整个行业的规矩，值得吗？”

“值得吗？”一直沉默的社长突然开口。

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平时很少说话，但说话分量最重。

所有人都看向他。

社长拿起桌上那本《萌芽》一月刊，翻到《山楂树之恋》那一页。

又拿起那份一百二十万的报表。

“一百二十万。”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敲在人心上，“建社四十年，我们最好的时候，销量二十八万。现在，一百二十万。”

他放下报表，环顾会议室：“这个年轻人，用一篇小说，把《萌芽》推到了全国第二，仅次于《人民文学》。同志们，这不是运气，这是天才。”

“可是社长……”副社长还想说什么。

社长摆摆手：“我知道规矩重要。但规矩是人定的，也能由人改。今天如果我们不给周卿云版税，明天他就会去《收获》。到时候，《收获》会不会为他破例？如果破了，版税制度就从《收获》开始，而不是《萌芽》。”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从《萌芽》开始？为什么不能是我们，为中国作家开这个先例？”

会议室鸦雀无声。

“可是社长，”发行科长小心翼翼地说，“版税一开，其他作者……”

“其他作者有周卿云的销量吗？”社长反问，“有一百二十万吗？如果没有，他们凭什么要版税？如果有，我也一样能将版税送到他们手上。”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今天这个会，我不是在问大家‘该不该给版税’，而是在问‘给多少，怎么给’。周卿云这样的天才，就应该有天才的待遇。最重要的是……他还这么年轻。《山楂树之恋》绝对不会是他最后一本书，也不会是他最好的一本书。”

社长转过身，看着所有人：“这样的天才，《萌芽》不抓紧，自然有的是人来撬墙角。”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

争吵，辩论，计算，权衡。最终，在社长的一锤定音下，决议通过了：给周卿云版税。

但不是无条件的。

“10%的版税。”社长最后说，“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单行本必须在二月刊结束发行之后才能上市；第二，单行本发行量必须超过二十万册，版税协议才生效。”

他看向赵明诚：“二十万册，不多，但也不少。毕竟很多人已经在杂志上看过了。如果还有二十万人愿意买单行本，那就证明周卿云值得这个待遇。”

下午四点，赵明诚再次敲响了庐山村十七号的门。

周卿云打开门，看见赵明诚脸上复杂的表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进来说。”他侧身让开。

两人再次坐下。赵明诚从公文包里拿出新的合同，推到周卿云面前。

“10%的版税。”他说，“但有两个条件。”

周卿云翻开合同。条款改了：不再是稿费，而是版税。图书定价1.8元，版税10%，每卖出一本，周卿云可得0.18元。如果发行二十万册，就是三万六千元……比原来的稿费八千八百元，多了近三倍。

但后面附加了两条：单行本必须在《萌芽》二月刊发行后上市；发行量超过二十万册，版税协议才生效，否则按原稿费标准支付。

周卿云看完，笑了。

“二十万册，”他说，“你们觉得能卖到吗？”

“不知道。”赵明诚实话实说，“但如果你觉得能，就签。如果你觉得不能……我们可以改回稿费。”

周卿云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总编，”他签完字，抬起头，“二十万册，只是开始。”

赵明诚看着这个年轻人，突然想起社长那句话：“《山楂树之恋》绝对不会是他最后一本书，也不会是他最好的一本书。”

这一刻，他相信了。

窗外的夕阳正好，照进客厅，照在茶几上那份合同上。

1988年1月28日，中国出版界第一份作家版税合同，在复旦庐山村十七号，悄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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