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表叔

1940年的冬天，走得悄无声息。

腊月里下了两场雨，不大，可冷得钻骨头。法租界的梧桐树秃了大半，光溜溜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双双干枯的手。

陈醒下了班，撑着伞往家走。雨丝细细的，斜织着，打在伞面上沙沙响。她走得很慢，靴子踩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笃笃声。

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回想起来，倒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体。饭馆开了，生意不温不火，可父母有了事体做，脸上有了笑。小说写了大半，姚先生催了几回，她答应年后交稿。周默生——他们交往快半年了，不冷不热，不近不远，像一壶温在炉子上的茶，不急，可一直热着。

她嘴角弯了弯，加快脚步。

灶披间的灯亮着，烟囱冒着青烟。她推开门，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锅里咕嘟咕嘟炖着黄豆猪脚汤。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宝根趴在旁边写字。

“阿姐回来啦！”宝根抬起头，咧嘴一笑。

陈醒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在他旁边坐下来。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今朝哪能回来这么晚？”

“公司加了会儿班。”陈醒说，“姆妈，过几天就是元旦了，饭馆要不要歇一天？”

李秀珍想了想：“歇啥？元旦生意好，不歇。”

陈大栓在旁边闷声说：“听醒醒的，歇一天。你腰不好，别太拼。”

李秀珍瞪了他一眼，可嘴角是弯的。

陈醒望着他们，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暖暖的。

可她知道，外头那个世界，不太平。

最近几个月，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东洋人占了租界，七十六号气焰更盛。隔三差五就听说哪个据点被破了，哪个人被抓了，哪条线断了。连报纸上的消息，都像是蒙着一层纱，看不清，可你知道底下头是血。

那天下午，胡为兴约她在兆丰公园见面。

还是那张长椅，还是那个时间。他穿着件灰布棉袍，戴着顶旧帽子，手里拿着份报纸，坐在那里，像个晒太阳的老先生。

她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阿叔。”她望着前方的湖面，声音很低。

胡为兴没看她，把报纸翻了一页，低声说：“最近上海不太平。国民党那边，接连几个据点被捣破了。我们这边——”他顿了顿，“也受了波及。”

陈醒的心紧了一下。

“上个月，有三个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被杀。”胡为兴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两个被捕，一个当场牺牲。”

陈醒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

“侬自家当心。最近不要做多余的事体，不该去的地方别去，不该见的人别见。”

她点点头：“我晓得。”

胡为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合上报纸，站起来，像要走的样子。可他没有走，只是换了个姿势，重新坐下来。

“还有一件事体，”他说，声音压得极低，“上头来了指示，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

陈醒转过头，望着他。

“这个人，必须跟交通线上没有任何关联。不能是我们的人，不能是联络站的人，不能是任何一条线上的人。”他顿了顿，“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

陈醒的心跳快了一拍。

“组织上千挑万选，”胡为兴望着她，“选中了侬。”

她没说话。湖面上的风，凉丝丝的，吹得她脸颊发紧。

“什么任务？”她问。

“接一个人。”

“什么人？”

“侬的表叔。”

她愣了一下。表叔？她哪来的表叔？

胡为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她接过来，展开。上头写着一个地址：英租界，爱多亚路，安顺旅店。

“明天下午三点，侬去这个旅店。到柜台，跟掌柜的说，‘我找陈先生’。掌柜的会给侬一个信封。里头有具体的指令。”

她把纸条攥在手心里，点了点头。

“记住，”胡为兴站起来，“这件事体，只有侬一个人晓得。连周默生都不能讲。”

“我晓得。”

胡为兴走了。布鞋踩在石子上，沙沙的，像风吹过树叶。她坐在长椅上，望着湖面，坐了很久。

湖水是灰的，倒映着灰蒙蒙的天。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游着，划出一道一道的波纹。她低下头，展开那张纸条，又看了一眼。

安顺旅店。爱多亚路。

她把纸条撕成碎片，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第二天下午三点，她请了半天假，坐电车去了英租界。

爱多亚路在跑马场附近，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马路。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店铺：绸布庄、钟表行、茶馆、饭馆——热热闹闹的，跟往常一样。

安顺旅店夹在一家药房和一家南货店中间，门面不大，招牌也旧了，可擦得干干净净。她推开门，里头是一个小小的柜台，柜台后头坐着一个中年人，四十来岁，瘦瘦的，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打算盘。

“先生，”陈醒走过去，“我找陈先生。”

掌柜的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望了她一眼。没说话，低下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她。

她接过来，塞进包里，转身走出旅店。

走到马路对面，她停下来，靠着墙，打开信封。里头是一张薄薄的纸，上头写着几行字——

“十二月三日，下午四点，北火车站。接表叔。表叔穿灰色长衫，戴黑色礼帽，左手提一只棕色皮箱。接头暗语：侬问‘表叔，路上辛苦了’，他答‘不辛苦，就是火车上有点冷’。”

她把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十二月三日。还有三天。

十二月三日，上海下着小雨。

雨不大，细得像牛毛，密密地斜织着，打在伞面上沙沙沙，沙沙沙。陈醒撑着伞，站在北火车站出口的一根柱子旁边，望着来来往往的人。

她的心跳得很快。可她脸上，什么都没有。

四点整，出口处涌出一波人。她踮起脚尖，目光在人群里搜寻。灰色长衫，黑色礼帽，棕色皮箱——

她看见了。

那个人从出口处走出来，步伐不快不慢。灰色长衫，黑色礼帽，左手提着一只棕色皮箱。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可那个身影，她认得。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沈伯安。

她站在那里，脚像钉在地上，动不了。他朝她走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走到她面前，停下来，抬起头。

帽檐底下，是那张她熟悉的脸。瘦了，老了，鬓角有了白发，眼角有了皱纹。可那双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沉静的，温和的，像一潭深水。

她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表叔，”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涩，“路上辛苦了。”

他望着她，嘴角弯了弯。那笑，跟从前一样。不是客气的，不是敷衍的，是一种——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一盏灯，可他不确定那灯是为他亮的，不敢靠太近，只敢远远地望一眼。

“不辛苦，”他说，声音有些沙，可那沙里头，是稳的，“就是火车上有点冷。”

接头暗语，一字不差。

她深吸一口气，把那团堵在喉咙里的东西咽下去。

“表叔，跟我来。”

她转过身，撑着伞，往前走。他跟在她身后，隔了两步的距离。雨丝飘在她的脸上，凉丝丝的。她没有回头，只是听着他的脚步声——笃，笃，笃——不紧不慢，像从前一样。

电车来了，她上了车，他跟上来，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着，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车里人不多，稀稀拉拉的，谁都没说话。

她望着窗外那些倒退的梧桐树、店铺、行人。雨珠顺着玻璃窗往下滑，一道一道的，像眼泪。

“表叔，”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侬在上海待几天？”

“看情况。生意谈完了就走。”他说，语气随随便便的，像真的在聊家常。

她点点头，没再问。

电车在爱多亚路停下来。她下了车，他跟在后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安顺旅店。

柜台后头，还是那个戴老花镜的掌柜。看见他们进来，抬起头。

“先生，住店？”

沈伯安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过去。掌柜的接过来，翻开，看了一眼，又合上，还给他。

“三楼，八号房。钥匙拿好。”

沈伯安接过钥匙，点了点头。掌柜的低下头，继续打算盘，噼里啪啦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陈醒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这个旅店，这个掌柜——是组织的人。沈伯安递过去的那个小本子，不是身份证，是暗号。

“表叔，我送侬上去。”

“好。”

三楼，八号房。门是木头的，漆成深棕色，把手是铜的，擦得锃亮。沈伯安用钥匙开了门，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窗户对着后弄堂，光线有些暗，可还算干净。

他把皮箱搁在床上，转过身，望着她。

她站在门口，望着他。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

“进来，把门关上。”他说。

她走进去，关上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雨声从窗外传进来，沙沙沙，沙沙沙，像谁在轻轻叹气。

“坐。”他指了指椅子。

她坐下来。他在床沿上坐下来，两个人面对面，隔着一臂的距离。

她有很多话想问。问他这几年去了哪里，问他过得好不好，问他为什么忽然回来，问他——那个任务，到底是什么。可她什么都没问。她晓得，不该问的，不能问。问了，他不会说；说了，她也帮不上忙。

他望着她，像在等她开口。

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表叔，侬瘦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那笑，跟刚才不一样。不是客气的，不是习惯的，是一种——柔软的、温暖的、像冬天的太阳照在冰面上的笑。

“侬长大了。”他说。

就四个字。可那四个字里头，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一棵树从小苗长成大树，他不在旁边，可他知道，那棵树活着，长得好。

她低下头，眼眶有些热。可她忍住了。

“表叔，”她抬起头，声音平平的，“这次的任务，我负责什么？”

他望着她，望了好几秒。

“侬只负责接送。”他说，“今天接我，十天后送我去火车站。其他的，不用管。”

她点点头。

“十天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点，青年旅馆。”他说，“侬到那里等我。我到了之后，一起走。”

青年旅馆。她记下了。

“还有一件事体，”他顿了顿，“我现在叫沈朗。湖南人，做湘绣生意的。此次来上海，是谈生意，顺便见一下亲戚。”

她望着他，点了点头。

“我晓得了。表叔，不——沈先生。”

他笑了笑。

她站起来：“沈先生，侬先休息。我先回去了。”

他点点头，没留她。

她走到门口，拉开门，回过头。他还坐在床沿上，望着她。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可那井里头，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

“自家当心。”他说。

“侬也是。”她说。

她走出房间，带上门。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她的脚步声，笃，笃，笃，在地板上响着。下了楼，走过柜台，掌柜的还在打算盘，头都没抬。

她推开旅店的门，走进雨里。

雨还在下，细得像牛毛。她没有打伞，就那么走在雨里，让雨丝飘在脸上，凉丝丝的。她的心，还在跳。可那跳里头，不是害怕，是——她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一盏灯，那灯是她认识的人点的，她知道那灯是为她亮的。

她加快脚步，走到电车站，上了车。

车上人不多，她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窗外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往后倒退，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在雨里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没干的水彩画。

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沈伯安。她没想到会是他。

之前他离开了上海，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他回来了。以这种方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

她想起他赠她“陈醒”这个名字时的眼神。想起他说“天总会亮的”时的声音。

他是她的启蒙老师。

如今，他成了她的“表叔”。一个湘绣商人。来上海谈生意的。

她睁开眼睛，望着窗外。

雨还在下。远处的海关大楼，钟声当当当地响起来。一下，一下，一下。五点了。

电车在仁安里弄堂口停下来。她下了车，走进弄堂。灶披间的灯还亮着，烟囱冒着青烟。她推开门，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

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看见她进来，问了一句：“哪能这么早回来？不是讲加班吗？”

她在桌边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汤是咸菜豆瓣汤，鲜鲜的，烫烫的。喝下去，从嘴里暖到心里。

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沉沉的。

沈伯安这次回来，不是探亲，不是叙旧。是执行任务。一个只有她和他知道的任务。十天后，她要送他离开。这十天里头，会发生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要保护好他，不能出一点差错。

她放下碗，走进里间。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头，转着沈伯安的脸。瘦了，老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沉静的，温和的，像一潭深水。那潭水底下头，藏着什么，她不知道。可她晓得，那水是清的，是干净的，是可以喝的。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不想了。想多了，脸上会带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陈醒照常上班，照常去饭馆帮忙，照常跟周默生吃饭。一切如常。

可她心里头，一直在倒计时。

十天。九天。八天。

她没再去安顺旅店。不该去的，不能去。沈伯安说了，她只负责接送。其他的，不用管。她信他。他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不问为什么。

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从九年前就有的默契。

第七天的时候，周默生约她吃饭。还是在苏州馆子，还是那张靠窗的桌子。

他看起来比前些日子轻松了些，话也多了些。跟她讲情报科的事体——当然，能讲的讲，不能讲的就不讲。她听着，应着，笑着。

吃到一半，他忽然问：“侬最近是不是有心事？”

她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啥心事？”

“说不上来。”他望着她，“就是觉得侬跟平时不太一样。”

她的心跳快了一拍。可她脸上，什么都没有。

“可能是快过年了，事情多。”她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着，“饭馆那边要备年货，公司那边年底结账，两头忙。”

他点点头，没再问。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车子在仁安里弄堂口停下来，她下了车，他摇下车窗，望着她。

“阿醒，”他说，“有什么事体，可以跟我讲。”

她望着他，望了两秒。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那副金丝眼镜照得反光，看不清眼睛。可她晓得，那眼镜后头的眼睛，是认真的。

“好。”她说。

他笑了笑，发动车子，走了。

她站在弄堂口，望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夜色里，站了好一会儿。夜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吹得她头发飘起来。

她深吸一口气，转过身，走进弄堂。

沈伯安的事体，不能跟任何人讲。连周默生都不能。她晓得。她也晓得，周默生不是普通人。他身后头，也有他的线，他的任务，他的不能说的秘密。

两个人，各自揣着各自的秘密，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笑。像两条平行的线，挨得很近，可永远不会交汇。

她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可她晓得，在这个年头，在这个地方，能活着，能在一起吃顿饭，已经是奢侈了。

第十天。十二月十三日。

下午三点半，她请了半天假，坐电车去了青年旅馆。

青年旅馆在北火车站附近，是一条小马路上的小旅店，比安顺旅店还不起眼。门面窄窄的，夹在一家面馆和一家剃头铺子中间，招牌都快掉了。

她推门进去，柜台后头坐着一个老头，头发花白，正在打瞌睡。她没惊动他，走到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搁在膝盖上。

等。

四点整，门被推开了。

沈伯安走进来。还是那件灰色长衫，还是那顶黑色礼帽，还是那只棕色皮箱。他走到柜台前，老头醒了，抬起头，眯着眼看他。

“住店？”

“找人。”沈伯安说，目光扫过大厅，落在她身上。

她站起来，朝他走过去。

“表叔。”她说。

他点点头，没说话。

她走到柜台前，对老头说：“先生，开一间房。”

老头翻了翻登记簿，递给她一把钥匙：“二楼，五号房。”

她接过钥匙，转过身，望着沈伯安。他朝她点了点头。

两个人上了楼，走进房间。还是那种不大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窗户对着后弄堂，光线暗得很。

沈伯安把皮箱放在桌上，转过身，望着她。

“明天早上，送我去火车站。”他说，“七点的火车。”

她点点头。

“今晚，侬住在这里。”

她愣了一下。住在这里？

“隔壁房间，我已经订好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把钥匙，递给她，“侬住四号房。”

她接过钥匙，望着他。他望着她，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井。可那井里头，有什么东西，软的，暖的。

“今晚不要出去。”他说，“明天早上，我们一起走。”

“好。”她说。

她走出他的房间，走到隔壁，用钥匙开了门。房间跟他那间差不多，只是小了些。她把包放在桌上，在床沿上坐下来。

窗外头，天已经黑了。弄堂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昏黄昏黄的，像快要灭了的眼睛。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来，一下，一下，一下。六点了。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头，转着沈伯安的脸。他瘦了，老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沉静的，温和的，像一潭深水。那潭水底下头，藏着什么，她不知道。可她晓得，那水是清的，是干净的，是可以喝的。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头，夜色如墨。远处，火车的汽笛声，隐隐约约传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一休悦读（原：阅读宝）偷接口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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