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7章 失控的热潮

杨平给陈博士回了一封邮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研究已经落后，建议抽空去参观南都医大的数字医学实验室。

  现在回头看，在杨平的带领下，整个南都系得研究水平已经上了几个台阶，比如数字医学实验室已经处于世界顶级，他们数字医学和人工智能在医学应用的领跑者。

  正是因为这些研究基础的搭建，才让杨平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杨平静下心来，仔细梳理自己的调节理论的整个研究过程，不免心里感慨万千。

  因为系统调节理论的灵感完全来自于一次意外。

  调节理论源于K疗法的深入研究，而K疗法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思思的肿瘤细胞理发现K因子。

  当初提取思思的肿瘤细胞做实验研究，将肿瘤细胞进行体外培养时，有一天肿瘤细胞突然出现大量死亡。

  本来这种死亡在一般人看来没什么意义，体外培养肿瘤细胞嘛，条件稍微不合适一点，肿瘤细胞有可能死亡，其它的肿瘤研究者不会注意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杨平没有放过这个问题，他科学严谨地分析肿瘤细胞死亡原因之后，发现死亡的原因与外界条件无关，而是肿瘤细胞自我启动了凋亡程序。

  这个结果让杨平深感意外，同时激起了杨平强烈的好奇心。

  他决定探索其中的原因，于是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肿瘤细胞的培养液里和肿瘤细胞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因子，这种蛋白质因子他从未见过，他将这种蛋白质因子提取出来研究，这玩意居然就是杀死肿瘤细胞的“功臣”。

  于是杨平揪住这个成果不放，进一步研究，终于研究出K疗法。

  当时对K因子的研究看起来已经非常深入，已经从生化微观的层面进行解析，然后利用腺病毒作为载体，携带K因子去感染肿瘤细胞，带有K因子的腺病毒进入肿瘤细胞后，K因子发挥作用，启动凋亡程序清除肿瘤细胞。

  本以为研究进行到这里已经结束，但是这样的结果还没有满足杨平强大的好奇心，他继续追根究底，为什么K因子可以启动肿瘤细胞的凋亡程序？而且他试图去设计新的K因子。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杨平发现，事情的真相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原来的所以研究只停留在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回答是什么，但是其实还是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

  这让杨平非常不满，兜兜转转，以为自己到了山顶，抬头一看，自己还是在山脚。

  于是他继续研究，反正有钱有时间，闲着也是闲着，不搞清楚这个问题誓不罢休。最后他发现，K因子之所以能够启动凋亡程序，因为它能够恢复人体系统对肿瘤细胞的重新识别鉴定。

  此后，杨平提出了系统调节假说，围绕这个假说，他的团队展开庞大的研究计划。

  杨平自从发表“系统调节”理论假说之后，他领导的团队的论文井喷，一些核心论文发表在自己的期刊《医学》上，为了让改该理论获得曝光率，另一些论文发表在其它的世界顶级期刊上。

  唐顺团队题为《TIM构象动态作为细胞身份状态的核心调控开关：单分子实时成像证据》发表在《自然》上。他们利用超分辨率荧光寿命成像技术，首次在活细胞中直接观察到，当K因子结合时，TIM蛋白簇会发生从松散动态到有序锁定的构象转变，这种转变与下游线粒体膜电位波动、染色质可及性变化，在时间上精确耦合。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这种构象转变的同步率，在身份状态稳定的正常细胞中很高，在癌前病变细胞中降低，在侵袭性癌细胞中几乎消失。这直接证实了TIM系统作为身份信号保真度放大器的功能，以及其在癌变过程中的逐步失谐。

  宋子墨、徐志良和南都医大数字医学实验室何教授合作的论文题为《从单细胞多组学时序数据推演系统状态吸引子景观：以林奇综合征癌前干预为例》发表在《细胞》上。论文以艾琳娜和另外五名早期参与者的高密度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个性化的系统动力模型，并成功模拟出调节干预如何将系统的势能景观从多个浅而混乱的疾病洼地，重塑为一个深而宽阔的健康盆地。模型预测的干预后状态轨迹，与实际观测数据高度吻合。这项研究为调节改变系统地形的假说，提供了第一个计算层面的定量证据。

  第三篇论文来自陆小路团队，他们发现在老年小鼠的肠道干细胞中，TIM同源蛋白的表达模式和构象稳定性也出现类似癌前细胞的噪音增加。使用一种针对老年TIM变体的温和调节剂处理后，不仅肠道上皮的稳态维持能力改善，连带着小鼠的全身轻度炎症水平下降，运动耐力也有所提升。论文谨慎地提出一个假设：年龄相关的功能衰退，可能部分源于细胞身份维持系统的信号磨损和纠错能力下降，而靶向性的温和调节，或能部分复苏这种内在维持能力。这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

  这三篇论文，像三块厚重的基石，稳稳垫在了系统调节核心理论的下方。

  学术界原本的怀疑、观望，迅速转化为跟进、验证与拓展的热情。《自然》杂志的新闻特写以“从攻击到对话：医学新模式的数据基石”为题，详细报道了这些进展。

  文中引用了多位此前持批评态度的权威学者的转变：“我必须承认，数据令人信服。他们不仅提出了一个漂亮的假说，更用一系列精湛的实验将其转化成了可测量、可预测的模型。”

  随之而来的是对《黄帝内经》的二次狂热。

  第一次热潮，源于杨平“理念相通”的偶然提及，带着猎奇和符号化色彩。而这一次，当系统调节理论被顶级期刊的硬数据反复支撑后，那句“与《黄帝内经》理念相通”的评语分量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个科学家个人的文化偏好，而似乎成了一种古老智慧被现代科学验真的惊人发现。

  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俱乐部的闲聊、顶级商学院的案例讨论中，《黄帝内经》开始频繁出现。它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文化符号”象征。

  伦敦梅菲尔区的一家私人会员制俱乐部里，一位对冲基金经理指着书房醒目位置摆放的仿古线装《黄帝内经》（他几乎没翻过），对客人说：“你知道吗？杨平教授的突破，核心思想在这本书里早有暗示。平衡、调节、治未病……我们投资生物科技，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理解背后的哲学，这才是下一波浪潮的思维模式。”

  苏黎世湖畔的豪宅中，一位科技新贵的夫人举办“东方智慧与健康生活”主题午宴。聘请来的“中医文化顾问”（实则是学过半年中文的当地留学生）正磕磕绊绊地讲解“阴阳五行”与“整体观”，宾客们听得似懂非懂，却频频点头，仿佛触摸到了某种通往未来健康的密钥。

  更实际的影响发生在高端医疗和健康管理领域。欧美原本局限于华人社区或替代疗法角落的中医诊所，突然接到了大量非亚裔客户的咨询，其中不乏富豪、名流、高管。他们的需求明确：希望获得基于古老的系统调节理论的治疗。

  一位在慕尼黑开业的华人老中医徐大夫苦笑道：“最近来的那些德国企业家，拿着杨教授论文的德文摘要，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做‘系统状态诊断’，调节他们的‘TIM’或者‘阴阳平衡’。我解释中医的辨证论治和现代分子生物学不是一回事，他们却觉得是我保守。有的甚至要求我结合他们的基因检测报告和肠道菌群分析来开方……这完全做不到。”

  这种需求催生了一种新的混合型服务：“整合系统健康管理”。一些敏锐的机构将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体质辨识，与现代的功能医学检测、生活方式分析管理结合起来，打包成天价的年度健康管理计划。尽管其中科学严谨性参差不齐，但却精准地击中了高端人群对“系统调节治疗”的渴望。

  毕竟杨平的系统调节理论实践还停留在实验阶段，而古老的中医已经使用草药这种朴素的工具来进行调节。

  这股风潮甚至回流影响到了中国国内。一些原本对中医将信将疑的城市精英，因为杨平的理论“证明了中医理念的先进性”，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医学。中药龙头企业股价上扬，中医药大学被关注的热度增加，中医医院的高端门诊预约患者明显增多。

  最让杨平团队困扰的是，许多公众，甚至部分业内人士，简单地将“系统调节”理论与“中医”划上了等号，又将“中医”简化成了“吃草药”和“扎针灸”。

  “这是严重的概念混淆。”

  杨平坐在会议桌前揉了揉眉心。

  “我们受到启发的是中医蕴含的系统整体观和动态平衡观这种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至于具体的技术手段，中药、针灸是古人基于当时认知和可用资源发展出的工具。而我们使用的是基于现代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计算科学设计的精准调节分子。两者在理念上可以对话，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

  宋子墨补充：“更危险的是，这种混淆可能被利用。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所谓‘基于黄帝内经和TIM调节理论的保健品，成分是些普通的植物提取物，却宣称能调节细胞身份、预防癌症，这完全是欺诈，而且会败坏整个研究方向的声音，这种保健品已经在国内外上市，电商平台的销量惊人。”

  唐顺也是很苦恼，因为他的美国和日本朋友最近频繁电话向他咨询，让他推荐一些中成药，而他对中医一无所知。甚至很多他的女性朋友希望可以来中国找他“调节内分泌”，这样可以变得更加年轻有活力。

  看来，第二次热潮已经失控，团队决定再次进行公众科普。

  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短视频，由宋子墨、唐顺、陆小路等人出镜，用通俗语言和动画，解释“理念相通”和“技术不同”的区别。唐顺在其中一个视频里，拿着《黄帝内经》和一本分子生物学教材说：“这本书（内经）教会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思考’，而这本书（教材）和我们的实验室，则是在探索如何用现代工具实现这种思考。尊重传统智慧，但坚持现代科学的标准，这两者不矛盾，且都必不可少。”

  但是，他们的声音被汹涌的热潮淹没，人们已经不在乎他们的解释。

  杨平的团队又展开一个新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团队成员都是实验室的新人，项目并未直接涉及患者，而是在计算机模型和体外培养的、来自APECED患者捐赠的免疫细胞系中进行。团队成员在筛选了数十种已知的、参与免疫细胞耐受诱导的表面分子后，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名为“T-SEED”的蛋白复合体上。这个复合体在胸腺上皮细胞表面高表达，被认为在向发育中的T细胞呈递自身抗原、教导其“自我耐受”中起辅助作用。

  计算模型模拟显示，如果增强T-SEED复合体的某种构象状态，可能会提高其呈递自身抗原肽的效率和稳定性，从而可能“强化”对自身反应性T细胞的阴性选择，即清除或失活那些攻击自身的T细胞。

  “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调节靶点，”负责该项目的年轻研究员严谨地汇报，“我们距离真正的干预还很远。而且，在APECED患者中，由于AIRE基因缺陷，胸腺自身抗原谱系本身就不全，单纯调节呈递复合体可能作用有限。”

  但这个发现，连同此前在衰老研究中的意外收获，让杨平看到了系统调节思路更广阔的潜力边界。

  它可能不仅适用于癌症这种“身份伪造”疾病，或许也能为自身免疫病（“身份误判”）、甚至部分年龄相关功能衰退（“身份信号磨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当然，每向前探索一步，未知的风险就放大一分。将调节思路应用于免疫系统，其复杂性和危险性远非肿瘤可比。团队内部对此极为谨慎，将拓展的研究严格限定在基础研究范畴。

  系统调节理论，这个课题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庞大，杨平必须做一次深入的思考，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能够驾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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