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七章 是‘养民’与‘教民’！

“那一丝不忍，那一瞬间想伸手的本能，孟子认为，那就是‘恻隐之心’，是‘仁’的开始。”

赵天成缓缓道，“他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圣人，不会作恶。他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潜质和萌芽。就像一颗种子，它有长成大树的潜质，但你需要给它阳光、雨露、合适的土壤，它才能发芽、生长。反之，如果环境恶劣，比如盐碱地，或者被石头压着，它可能就长不出来，甚至烂掉。”

这个比喻通俗易懂，让众人陷入了思考。

赵天成继续道：“把这个道理放到治国上，意味着什么？”他看向扶苏，“扶苏，你说说。”

扶苏沉吟片刻，谨慎地回答道：“若民性本善，有向善之端，则治国者……当致力于创造能让此‘善端’生长之环境？而非仅靠刑罚威慑，使民不敢为恶？”

“对头！”赵天成重重一拍黑板。

“这就是孟子性善论在政治上的核心推论！  他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不应该只把老百姓当成需要严加看管、只会作奸犯科的潜在罪犯。而是要相信他们具备基本的道德感，然后通过‘教化’，通过‘仁政’，去引导、培育、放大这种善端，让老百姓自觉地向往善良，遵守秩序。”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深意：“你们想想，是让一个人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偷盗成本高，还是让一个人从内心觉得偷盗可耻而主动不去偷盗成本高？  前者需要庞大的监察、执法力量，后者……可能只需要良好的教育和道德氛围。从长远看，哪个更‘经济’？哪个统治根基更稳固？”

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所有人，尤其是李焕这样的儒家学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通透！

原来，“性善论”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深刻的政治智慧和统治效率的考量！

王铮眼中精光闪烁，他已经开始本能地将这套逻辑往商业管理上套用：是靠着严厉店规防止伙计偷懒有效，还是创造一个让伙计有归属感、有尊严、自觉工作的环境更有效？

赵天成不给太多消化时间，又在黑板上写下了第二个词：仁政。

“好，既然人性有善端，需要教化培育，那具体怎么做？孟子提出了‘仁政’。”赵天成说道，“这家伙的‘仁政’理想化得很，什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跟你们昨天在乡里看到的，像不像反着来的？”

众人回想起昨日所见：无肥可施的贫瘠土地，无力修缮的淤塞水渠，被沉重徭役夺走的青壮劳力……这不正是“夺其时”、“乏其产”的鲜活写照吗？

一股复杂的情绪在众人心中弥漫开来。原来，那些被他们视为“迂腐”的理想，恰恰映照出了残酷的现实。

“我知道你们想什么，”赵天成看着他们，“觉得这太理想化，根本做不到。没错，完全照搬肯定不行。但是，我们能不能提炼一下他‘仁政’思想的‘核’？  剥去那些具体的、可能不切实际的措施，看看他到底在强调什么？”

他自问自答：“我认为，孟子‘仁政’的核心，是‘养民’与‘教民’！”

“‘养民’，就是让老百姓能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最基本的，吃饱穿暖，有活下去的希望。你们昨天看到了，当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跟他谈忠君爱国？谈礼义廉耻？”

“那才是真正的‘空中楼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这话，其实和孟子‘养民’的思想是相通的。让治下的百姓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这是任何统治得以维持的绝对底线，也是降低成本、减少反抗的最有效方式。”

“‘教民’，就是在‘养民’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和技能的教化。  让老百姓懂得是非对错，掌握谋生技能，提升整体素质。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和谐，更是为了……提升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  一个受过基本教育、有道德观念的农夫，可能更善于学习新的耕作技术；一个懂道理的工匠，可能更有创造力和责任心。这难道不是国家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吗？”

赵天成将“仁政”的核心与“人力资本”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再次颠覆了众人的认知。原来，“仁政”不仅仅是道德诉求，竟然也关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李斯若是在此，恐怕又要心惊于赵天成将“利”与“义”如此赤裸而又深刻地捆绑在一起。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那个最敏感的话题——”赵天成在黑板上重重写下了第三个词：民贵君轻。

这四个字一出，前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连扶苏都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这可是真正触及皇权根本的言论！

赵天成却仿佛毫无所觉，他转过身，目光平静地看着下面紧张兮兮的子弟们。

“怕了？”他笑了笑，“别急着戴帽子。我们还是先‘拆解’，看看孟子说这话的语境和目的是什么。”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是在鼓励老百姓造反吗？是在否定君主制度吗？”赵天成摇头，“我看未必。你们读《孟子》，会发现他到处跑去见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君主，推销他的‘仁政’理想。他的目标，是说服君主，建立一个更好的统治模式。”

“那他为什么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赵天成自问自答，“我认为，这是一种‘风险提示’！一种对统治者最高级别的警告！”

“他在告诉君主：老百姓（民）才是江山社稷的根本，是水；君主和朝廷（君），只是水上的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赵天成借用了后世的名言，但在此刻说出，却有着石破天惊的力量。

“他把‘民’的地位拔高，是为了强调民心向背的极端重要性。是在警告君主，如果你的统治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那么你这个‘君’，你这个‘社稷’，就可能被颠覆！他是在用最尖锐的方式，提醒统治者要关注民生，要重视民意！”

“你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最高级别的政治风险评估模型。”赵天成用了一个他们能理解的比喻，“它在不断提醒坐在最高位的那个人：你的统治是否正在积累足以颠覆你的风险？你的‘水’（民），是平静还是即将掀起巨浪？”

这个解读，完全跳出了传统的忠君、叛逆的二元对立，将“民贵君轻”从一个道德口号，提升到了一个冷静、客观的统治风险评估工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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