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五章 传之万世
李斯忍不住开口:“先生,儒生往往拘泥古礼,妄议朝政,于实事无补……”
“所以要去其糟粕啊!”
赵天成打断他。
“咱们可以取其‘仁政’、‘教化’之核,弃其‘复古’、‘空谈’之形。比如,鼓励教化,普及基本的道德观念忠、孝、信、义等,可以注入符合大秦需求的新内涵,选拔官员时,不仅看其律法精通与否,也要考察其品性操守,是否具备‘仁爱’之心,能体恤民情。这难道对稳固统治没有好处吗?”
“扶苏身上那种宽仁、体恤下情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儒家的影响,陛下不也觉得这是他的优点吗?”
嬴政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他确实欣赏扶苏的仁厚,这与赵天成的分析不谋而合。
他以往将儒家视为对立面,却未曾深思其思想中可用于巩固统治的积极部分。
“再说法家。” 赵天成伸出第二根手指,看向李斯。
“李丞相,你是法家集大成者,法家的优点和威力,你比谁都清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罚分明’、‘富国强兵’,这一套让秦国脱胎换骨,有了统一天下的资本。”
“这是法家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是大秦立国的根基,绝对不能动摇。”
李斯听到这里,脸色稍霁,微微挺直了腰杆。
“但是,法家也有其弊端。”赵天成话锋依旧犀利。
“过于强调‘法’的刚性,容易忽视人情和变通,导致执法刻板,甚至残酷。‘刑用于将过’,虽然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也容易造成冤狱,扩大打击面。”
“更重要的是,法家过于倚重君主和法律的权威,对于‘民’的力量和需求,重视不够。商君徙木立信,固然显示了法令的威严,但也反映了对民众的不信任。”
“长此以往,社会就像一根始终绷紧的弦,缺乏韧性,压力过大时,容易断裂。”
李斯想要反驳,但想到赵天成之前说的“调查研究”和“信息衰减”,又联想到各地执行新法出现的偏差,他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出声。
他知道,赵天成指出的,确实是法家理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化问题。
“所以,法家需要保持其‘效率’、‘公正’、‘强国’的核心优势,但要注入‘适度’、‘变通’和‘民本’的考量。”
赵天成总结道,“律法要严密,但执行要考虑实际情况;赏罚要分明,但刑罚要适度,避免过度严酷;追求强国,但不能以彻底榨干民力为代价。”
“这其实就是一种平衡,用儒家的‘仁’来调和法家的‘酷’,让律法既有威严,又不失温度。陛下推行新法中的‘休养生息’、‘弛苑囿’等条款,其实已经暗含了这种调整,不是吗?”
嬴政目光微动,默认了赵天成的说法。
“最后,说说庄子代表的道家思想。” 赵天成伸出第三根手指,这个选择让嬴政和李斯都感到有些意外。
道家,尤其是庄子,在他们看来,更多是出世、逍遥、消极无为的代名词,与积极进取的治国理念似乎格格不入。
看到两人疑惑的眼神,赵天成笑了笑。
“别一提道家就想到隐居山林,炼丹修仙。庄子思想里,有极其宝贵的智慧,尤其是对于陛下您这样的决策者。”
“庄子讲‘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干,躺平等死。而是告诫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做事要顺应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不能单凭主观意志蛮干。”
赵天成解释道,“比如治国,要尊重各地的风俗民情、自然条件,不能搞‘一刀切’。推广新农具,要考虑当地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实际需要;兴修水利,要勘察清楚地理水文。这就是‘顺应自然’在政务上的体现,可以避免很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的蠢事。”
“庄子还讲‘无为而治’。”看到李斯眉头皱起,赵天成立刻补充。
“这个‘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是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让社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运行和调节。陛下您想想,是不是有些事情,官府插手越多,反而管得越乱?比如交易,只要定好基本的规则,比如不能欺诈、保障公平,维持好秩序,具体的买卖价格、流通,有时候放手让商人、百姓自己去搞,效果可能比官府直接定价、分配要好得多。”
“这其实就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智慧,能节省大量的行政成本,也能激发民间的活力。”
“此外,庄子思想中的辩证思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和批判精神,对于打破思维僵化,防止傲慢自大,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极其有益。”
赵天成看着嬴政,“陛下位高权重,一言可决万千人生死,更需要这种时刻反思、警惕自身局限性的智慧。要意识到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永恒不变的真理,政策需要根据时势不断调整。要能听取不同的声音,哪怕是刺耳的批评。”
书房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嬴政和李斯都被赵天成这番纵横捭阖、融会贯通的论述深深吸引和震撼。
他将儒家、法家、道家庄子学说的核心精华提炼出来,并指出了它们各自在治国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如何相互补充、相互制衡。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一种基于深刻理解的、有机的融合构想。
儒家提供道德教化和社会凝聚力,法家提供组织效率和制度保障,道家提供尊重规律和决策智慧。
这三者结合起来,几乎涵盖了一个庞大帝国治理所需要的所有层面。
价值引领、制度运行、战略思维。
嬴政缓缓闭上眼,脑海中仿佛有惊雷炸响,又似有清泉流过。
他一生追求超越三皇五帝,建立万世不移之基业,为此他采用了最激进、最有效的法家学说,也确实取得了空前成功。
但他内心深处,何尝没有对帝国未来的隐忧?
对那种纯粹依靠强力维系是否能长久的怀疑?
赵天成的这番“兼收并蓄”之论,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一条或许更为稳健、更具韧性、也更符合他“传之万世”理想的治国道路,似乎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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